城门（地标）挂春联 |瓜洲古渡代言人凭什么要选王安石？

中国江苏网12月21日扬州讯 2024年春节，“城门（地标）挂春联 江苏开门红”活动将首次走进扬州市邗江区瓜洲镇。瓜洲古渡有着“诗渡”之称，王安石那首脍炙人口的《夜泊瓜洲》便写于此。

后人都熟知作者与南京的渊源，殊不知扬州才是他仕途的起点，如果非要为瓜洲请一位文化代言人，非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的王荆公莫属，只是不知清辉洒满渡口的皓月，是否读懂诗人当年的情怀和那份弦外音，他是用一生去演绎这首七言绝句。

初涉官场不怕虎

王安石随做官的父亲王益来到南京（当时称江宁），是听着范叔传奇长大的铁杆“范粉”。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变法前一年，21岁的王安石来到开封应试，主考官是有“神童”之称兼文坛领袖的晏殊，他独具慧眼，曾提携欧阳修，助其从文坛步入政坛。这一回又惊喜地发现了新秀王安石，初步圈定为状元人选。然而出现了戏剧性一幕，考卷被呈了上去，当看到文中“孺子其朋”时，年迈的仁宗大笔一勾，“踢”掉王安石的状元帽，仅给了个第四名，原因是他用长辈口吻告诫皇帝，“要和群臣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

王安石成了朝廷公务员，第一份工作在今天的扬州，授淮南东路签判，相当于朝廷秘书，直接服务于后来的“三朝宰相”韩琦。王安石通宵达旦读书，白天上班状态不好，邋里邋遢。韩琦注重仪表，又有洁癖，有一天语重心长找王安石谈心，劝告他不能玩物丧志，游戏人生。韩琦显然误以为这小子逛“夜总会”去了，王安石初涉官场，年轻气盛，懒得费口舌解释，随上司怎么想。他这种价值观和“执拗不拐弯”的脾气，一生未变。

26岁的王安石被调往浙江鄞县（现在的宁波）当上主政一方的知县，开始试点经济改革，短短三年，民生极大改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小变法”成了20多年后“大变法”的练兵场。

宦海沉浮独自开

大宋开国是从一场兵不血刃的“黄袍加身”的和平夺权开始的，也结束了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乱哄哄的混战局面，老赵家定下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风闻言事”的祖宗规矩。重文抑武的国策让文人迎来黄金时代，却也带来冗兵、冗员、冗费的社会问题，渐渐压得北宋这只老骆驼步履艰难，国库穷得揭不开锅。

公元1068年，47岁的“油腻大叔”王安石迎来雄心勃勃的少壮皇帝宋神宗。他快步走到舞台中央，以改革家的战略高度，排除一切阻力，推行新法。包括苏轼、苏辙兄弟在内不配合的，或者反对变法的保守力量，就是鸡蛋碰石头的下场，要么靠边站，要么被贬出京。

以“砸缸”闻名的司马光犟得像头牛。在他眼里，王安石所谓的“富国强兵”，就是为民争利，徒增百姓负担。这与圣人教导的“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的宗旨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一心要为黎民苍生计的司马光誓将“砸缸”斗争进行到底。

王安石是搬不动这位三朝元老的，只好由宋神宗亲自出马，客客气气给他安排一份更具使命感，又让司马光无法拒绝的差事，还拨了专款，附赠皇帝压箱底的藏书，请他从开封城挪步到副中心洛阳，安心编写那本《资治通鉴》，浩大的“文治”工程就这样“拜托”给了司马光。

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司马光被打发走了，反对新法的人开始“软对抗”。被贬地方的官员在自己一亩三分地里，不执行或者执行他们想当然的新法。唯GDP的考核又催生了新的摊派，例如青苗法，明明不需要向朝廷借贷，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层层下借贷指标，反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当地富户手里不缺钱也得借款还息，对新法的仇视可想而知。以前除盐、铁专卖外，小生意是免税的，现在官办百货公司直接参与市场经营，贩夫走卒被抢了生意和营生，恨得牙根痒痒。

反对派不敢对皇帝说“不”，却敢把“黑锅”统统挂在王安石名下，发挥添油加醋的特长，把他编排得狗血淋头。甚至连仁宗时代的曹太后、英宗时代的高太后也反对他，两宫太后把宋神宗叫来，苦口婆心，配以老泪纵横一番谆谆教导：民意不可违，天意不可违！否则水能载舟，亦可覆舟，还拿出一幅超现实主义的《流民图》给神宗施加压力。值得一说的是这位投机派“画家”郑侠，竟是王安石早期的学生。他是个守门官，把站在城楼上看到的城外流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写实“风景”呈献上来，“读图”的说服力直接爆表。

反对派最后祭出连宋神宗都接不住的大招——苍天。老天一滴雨不下，天下大灾，肯定触犯了上天，要么皇帝不学好，要么皇帝身边有奸邪，这人明摆着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

新法推行五年之后，王安石只能请辞，罢相回到江宁担任知府的他，写下那首后来收录在小学课本的《梅花》诗，正是他内心和境遇最传神的写照，“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

明月何时照我“还”

1075年的春节刚过，汴河还结着冰，一骑信使从开封出发，前往千里外的江宁。宋神宗要召回“黄金搭档”王安石。

离开朝廷的10个月，55岁的王安石内心没有真正消停过。离京前，他安排一手提拔、重用起来的吕惠卿做护法使者，年轻皇帝对变法理解渐入精髓，然而变法派内部出现内乱，先错把皇帝的“小金库”列入变法前的财政报表，新统计出的GDP还不如变法前，吕惠卿心生一计，让面和心不和的队友做了“背锅侠”。

逼迫王安石下台的郑侠，又画了一幅《真人君子邪曲小人事迹图》献给神宗，笔锋直指吕惠卿，神宗反手对郑侠进行彻查，意外发现他竟与包括王安石亲弟弟王安国等一干官员有瓜葛，将其统统贬谪，并把处理结果“抄送”在江宁的王安石。

二月春风似剪刀，江南一派早春气息。接到特使送来的诏书，王安石很快启程，从江宁半山园坐轿或骑上那头著名的小毛驴，赶到京口，从西津渡过长江，再沿运河北上。初春的风不再凛冽，屹立船头，王安石没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欢欣，也没有“两岸青山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憧憬，大半年的沉淀和反思，让王安石的内心多了几分彷徨。21岁进士及第“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30多年的宦海沉浮，看淡官场的纷纷扰扰，尔虞我诈。好在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越发坚韧而具体，自己像一匹老马，以一己之力拖着大宋王朝的沉重车厢，艰难前行。如今车已在轨，没有他的日子里，一样平稳运行。

或者这一趟北上，本就不该去？

皎洁的月亮升起来，心潮渐渐平息，皇帝在捎来的信中说，快回来吧！反对变法的老宰相韩琦和富弼已告老还乡，“一根筋”的司马光在洛阳忙乎编写《资治通鉴》，总和你过不去的苏轼老实多了，在山东密州做知州，爱上打猎。

王安石清楚，这几块绊脚石搬走后，路要好走许多，但变法依然山迢迢水长长。望着那轮明月，不免惆怅和纠结，半夜睡不着，坐起来就着月光，写下那首流传千古的《夜泊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他可能不会想到，后世人说那个“绿”字炼得好，传神有动感，如同长卷铺陈开来，殊不知“诗眼”恰恰落在最后一个“还”字上，何时还？如何还？还出一个怎样的天下社稷？

那应该是一个不眠之夜，直到东方既白。王安石像一位和儿媳闹了矛盾回乡下的老娘，终究牵挂着城里的儿孙，还是又去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

真如他所预料得那样，今昔不同往日，他最得意的护法旗手吕惠卿变了心，他觉得二次拜相的王安石占了原本属于他的宰相之位。他通过一桩谋反案把王安石牵涉了进去，对“恩师”的政治前程进行致命一击，但他低估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吕惠卿失算被贬后，又告发王安石在朝为官的儿子王雱与言官有勾连，这是君臣大防，皇帝最担心、最忌讳监督的和被监督的“穿一条裤子”。

可怜性格如父，身体瘦弱的王雱，背上长了毒疮，被父亲狠狠责骂之后，竟一病不起，很快一命呜呼。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在老王家上演。儿子早逝，王安石心灰意冷，君臣间的战略同盟出现了罅隙，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大不如从前，讨论大政方针出现不同意见时，也没有了以前的客气和耐心，王安石知道自己又该“还”家了。

1076年10月，王安石回京一年零八个月后再度罢相。这一年，他57岁，宋神宗30岁。如果说，第一次罢相是君臣间的一种政治策略，第二次罢相则是对分歧的一次了断。这一次是真正的退休，而不再是韬光养晦。回到江宁的王安石变回一位随和友善的邻家大爷，他一如既往的看景写诗，一如既往的邋遢不讲究，神宗算是有情有义，让他享受不在其位的宰相政治待遇，并加封特进荆国公。

八年后，38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轰轰烈烈的变法划上句号。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太后摄政，洛阳的司马光被请回来主持大局，短时间内，新法尽废。次年，一代名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在落寞和憋闷中去世，享年66岁，无人为他书写神道碑文和墓志铭，司马光委派苏东坡代表朝廷为他写了一篇祭文作结。

王安石变法，又“还”回之前的模样。

后来，老太后也老死了。改革派再次上台，司马光等保守派又被列为奸党。如此反复，大宋一百多年积蓄的精气神被慢慢耗尽，腐烂死亡的气息弥漫开来，终于酿成1127年的徽宗、钦宗被掳走的“靖康之耻”，被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基因的大金给拿下，留给后世的只是一个王朝的文艺背影。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跑到了江南，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紧锣密鼓重新开张。（华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