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贵档案中，回望一桥如何“飞架南北”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特大型公铁两用桥梁，南京长江大桥以“民族桥”“争气桥”之姿，为几代人投身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激励。

今天是2023年12月29日。55年前的今天，南京长江大桥正式通车。让我们通过收藏在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的一组珍贵档案，回顾南京长江大桥建设中那些难忘的记忆。

大江之上，

建起中国人的“争气桥”

南京长江大桥是第一座完全由新中国设计建造并全部采用国产材料的特大型桥梁，以“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在江苏省档案馆，记者看到了一组南京长江大桥设计施工档案，包括南京长江大桥施工计划报告书及图纸、全桥总图，包括正桥、引桥、沉井、钢梁等施工图纸，综合预算书、决算书，以及勘测、钻探等相关工程建设档案和文书档案221件。

省档案馆资源开发处处长周云峰告诉记者，该馆的南京长江大桥档案，还包括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开通，国家领导人陪同外国元首、各国代表团、中外各界人士与南京长江大桥合影等照片底片档案2900余张；我国著名桥梁专家、南京长江大桥副总工程师李家咸，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建筑设计师钟训正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施工、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施工的相关口述档案190分钟。这些珍贵的档案来自18个与大桥建设相关的单位，完整地呈现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全过程。2015年，江苏省档案馆馆藏南京长江大桥档案入选国家记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长江奔流，在中国的南北之间形成天堑。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桥梁专家就曾断言南京江段“水深流急，不宜建桥”，不相信中国人能够在宽阔的长江江面上建起大桥。新中国成立后，雄心壮志的中国共产党人立下宏愿，要在天堑上架飞虹，让南北变通途。大桥的建设很快提上日程。国务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就提出修建南京长江大桥计划。

“这是一份1958年6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建议兴建浦口至南京间的长江大桥》的电报，其中写到，浦口至南京间的长江渡口，为我国当前北方各省与东南沿海诸省的交通孔道，今年经京沪铁路通过浦口过江南运的货量剧增，轮渡口积压待运的物资常在10万吨左右。估计在‘二五’期间运量还会大大增长……为了解决铁路渡江南运送物资的困难，兴建浦口至南京间的长江大桥已属势在必行。”省档案馆档案信息化处二级主任科员沈圣介绍，1960年1月18日，大桥主体基础工程开工。开工后不久，国家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很多重点工程项目纷纷停建，大桥建设投放资金锐减，物资供应不上，工程被迫停顿。广大建设者坚持“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施工困难。

档案虽薄，

却凝聚建设者的厚重情怀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十多万名建设者怀抱着一腔热血，从全国各地来到南京，“到大桥去义务劳动”成为当时最光荣的事。为了这座“争气桥”，无数人艰辛努力，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没有优质钢材，“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鞍山钢铁挑起重担，在一无经验、二无技术资料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试验，生产出符合需求的“争气钢”；国际公认的空气潜水极限深度是44米，但在大桥建设过程中，就有96人次突破极限，潜入70多米深的水底进行水下作业；大桥的第一任总设计师、一代桥梁泰斗梅旸春，为建设大桥呕心沥血，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大桥工地。

南京市档案馆收藏有一组梅旸春相关档案的照片，包括梅旸春生前的照片、周恩来总理任命梅旸春为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的任命书、梅旸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证书等，从档案的角度记录了他为南京长江大桥做出的卓越贡献。

南京市档案馆宣传教育处处长王伟介绍，梅旸春1900年出生于江西南昌，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留学美国，毕业后毅然回国任教，立下建桥报国的宏伟志愿。早在上世纪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中，已经成长为卓越桥梁专家的梅旸春就倾注了智慧和心血。

1959年初，梅旸春被任命为大桥局总工程师，主持南京大桥的设计和施工组织工作，在大桥建设中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需要攻关的难题。比如，长江北岸的1号墩处在覆盖层深的古河槽，下沉深度将要接近世界纪录。梅旸春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计算，认为对南京长江大桥来说，沉井加管柱比单纯的管柱基础稳固得多。于是梅旸春向上级建议：采用沉井加管柱方案，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

1962年初春，梅旸春昏倒在办公室里，病情加重。临终前，他强撑着病体来到工地，当看到1号墩和8号墩已经竣工，梅旸春老泪纵横，对妻子说：“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恶呀，不让我建完大桥！” 5月12日，梅旸春与世长辞，时年62岁。在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行字：“爱心拳拳海内存知己，鞠躬尽瘁天堑变通途。” 1985年，南京长江大桥获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份珍贵的获奖证书上清楚地写着梅旸春的名字。

在南京市档案馆，还收藏着一份1965年元旦，大桥二处潜水班写给上海海军医学研究所的感谢信。

1964年8月，为解决大桥建设中潜水员遇到的困难，海军医学研究所潜水医学家龚锦涵率领工作组进驻大桥工地，传授和推广了吸氧水面减压法，攻克了潜水员潜水速度的难题。在大桥6号墩清底作业中，潜水员们首次采用了水面吸氧减压法，最深下潜77.13米，每次凿岩、清岩后，往往不到一天，潜水员就能完成全部探摸，保证了6号墩如期完工。这封感谢信，感谢的是龚锦涵和保障人员为南京长江大桥做出的贡献。

桥头堡设计，

展示飞跃前进的豪迈气概

“三面红旗”桥头堡，是南京长江大桥广为人知的经典设计。在江苏省档案馆，收藏着一组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设计图，还原了“三面红旗”桥头堡设计的全过程。

周云峰介绍，大桥桥头堡的设计图案征集工作从1958年就已开始，铁道部大桥工程局认为，大桥桥头堡的设计，不但要具有雄伟壮丽的外貌，把正桥与很长的引桥恰当地衔接起来，同时还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崭新的时代特征，显示出我国勤劳勇敢的人民在飞跃前进中的豪迈气概。

从一批老照片档案中可看到，南京长江大桥最初的设计方案与武汉长江大桥有颇多相似之处，为充分展示南京长江大桥独有的特色，南京长江大桥工程指挥部发动全国各主要建筑设计单位及建筑院系进行桥头建筑方案的设计工作。一时间，全国各地建筑设计师纷纷参与，高手云集，17家单位参加，共收到方案58个。

“这些设计方案分为侧面对称型、侧面不对称型、桥跨连接型、封闭与半封闭式、其他类型等五类。在设计风格上，有中国的亭台楼阁，也有西式的城堡宫殿。”周云峰介绍，1960年4月，中国建筑学会组成设计方案讨论委员会，对全国送交的桥头堡设计方案进行审定。最终，全国送交的方案中有3个呈送中央，其中两个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助教钟训正（现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作品，分别是“红旗”和“凯旋门”，另外一个则是北京建筑科学院设计的，同样也是“红旗”造型。

经周总理的审定，大桥桥头堡被确定为钟训正提交的“三面红旗”设计方案。周总理指示，红旗的颜色要鲜艳，并且要永不褪色。1968年，经过多部门协调配合，桥头堡仅用了28天便建造完毕。

1968年12月29日，南京万人空巷。随着第一辆彩车缓缓驶过，南京长江大桥正式通车，数十万人涌上桥头欢呼庆祝，南京长江大桥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大型桥梁的新纪元。厚重的档案刻录着过去的艰苦辉煌，其承载的大桥精神作为时代象征、民族精神和国家荣光，代代传承，成为永恒。